案例：2013年3月，M市发生一起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X某携款外逃，F银行工作人员受其利诱帮助推荐投资产品募集资金，投资者向F银行转嫁偿债风险的案件。 
基本案情：2012年3月，X某在M市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了C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X某位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为受托管理股权及产业投资基金、资产管理、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业务。 
2012年8月，C公司与M市产业园区下属融资平台J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C公司以私募基金方式筹集资金定向投资于J公司建设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私募基金系面向社会公众募集，由M市属一平台公司提供担保，还款资金纳入M市产业园区财政偿债预算，期限3年，预期收益率8%--10%。 
2012年9月，J公司、C公司与G银行签订《委托贷款协议》，约定由C公司委托G银行向J公司贷款1亿元，期限1—3年，用于M市某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同时，三方还签订了《账户监管协议》，约定由G银行对J公司专用账户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C公司自2012年8月，通过G银行账户归集167名投资者认购款2779万元。G银行分别于2012年9月、10月、11月和2013年1月，将在该行募集到的2779万元资金分5笔委托贷款给J公司。 
为了进一步扩大募集资金的规模和范围，自2012年7月30日起，X某利诱F银行大堂经理杨某、理财经理王某，在银行业大厅私下向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推荐该私募产品，通过C公司在F银行开立的一般账户，共归集40多名投资者认购款1874万元。 
2013年3月中旬，X某突然无故离境并与外界失去联系，经公安机关侦查发现C公司私募基金属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集资，涉嫌集资诈骗并携款潜逃。直至案发，J公司和F、G银行均表示对该案件毫不知情。经查证，C公司在F银行的一般存款账户经过多次大额转账和提现。期间，F银行还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开展过全面风险排查，但是对大堂经理杨某、理财经理王某在银行网点推荐私募产品的行为却毫无警觉。 
为了防范声誉风险，F银行在M市政府要求下，垫付1874万元用于C公司非法集资案件中涉及投资者本金兑付，后期F银行追回67万元，实际垫付资金1807万元。 
犯罪手段：一是貌似合法的运作下掩饰着非法目的。犯罪嫌疑人X某得知某产业园区建设需要资金，利用其早已注册的C公司作为融资实体创建了一个为园区提供融资服务的渠道，为显示私募资金流向的透明性，引入财政预算作为还款保证，委托G银行发放委托贷款并对项目资金进行监管，
 
诱使F银行部分员工在银行业场所营销该产品，使投资者误以为银行也是理财产品的销售主体。有了政府和银行信用的双重保证，大部分投资者和经办的银行机构都放松了警惕，犯罪嫌疑人最终得手。 
二是犯罪嫌疑人X某承诺的私募产品预期收益10%左右，略高于大多数银行理财产品的正常收益率，收益率适中、不夸张且有吸引力，从而使广大投资者更容易相信该理财产品的真实性。 
三是利用银行委托贷款管理漏洞。X某为规避法律风险，设立一般工商企业募集资金，再由该企业作为委托人，利用银行委托贷款业务将募集资金用于投资项目，同时对这一运作模式进行公开宣传和推介。这些企业设立门槛低、缺乏监管、信息披露不完善，极易将民间融资风险传导给银行业金融机构。 
损失及影响：一是对集资诈骗被害人的危害。一般来说，集资诈骗案涉及群众多，时间跨度长，犯罪嫌疑人将集资款支付前期利息，或挥霍、或转移。即使公安机关介入，，被害人的损失也无法挽回，甚至损失巨大，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遭到灭顶之灾。 
二是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参与非法集资的投资者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在犯罪嫌疑人携款逃跑后，面对造成的损失，往往情绪激动，聚集成群，强调非法集资者有合法外衣，政府应介入和赔偿，极易酿成群体事件，甚至引起集体上访聚众闹事等社会不安定行为，激化社会矛盾，造成局部社会治安动荡。 
三是对银行金融机构的危害。一是事件发生后，受害者错误的认为其缴款和转账银行是私募资金的销售方，于是纷纷到银行询问事件进展，对银行声誉造成不良影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地金融市场秩序的混乱和社会的不安定。二是在经营管理上有过错的银行机构，或将不可避免的承担部分损失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