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文化公司从事书刊零售业务，持有相应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2003年，该公司为扩展业务范围而找F出版社合作出版两部图书，一部名为《练练你的胆量--恐怖大王讲故事》，一部名为《看地图长见识--中国边境地区民间传说集》，读者对象均为少年儿童。G文化公司提出的合作条件为：该公司提供两部图书的稿件，负责安排书稿的排版、印制和包销所印图书，所需的编辑费、管理费及印制费用也由其承担；F出版社负责书稿的编辑加工整理工作和办理委托印刷手续，并可按码洋的10%提取利润。因出书时间要求较紧，F出版社社长当即拍板与G文化公司签订了合作出版合同，并指定两名编辑分别担任责任编辑，对稿件进行加工整理。加工完毕的稿件由专业技术职务均为副编审的编辑室主任和副总编辑审核后，连同已经审定的整体设计方案、封面美术设计的电子文件以及委托印刷所必备的各种文件交给G文化公司，由其联系印刷厂印制成书后包销。

1995年，某大学教授G从国内公开出版的一些报刊中剪贴收集了几十个案例分析，一一标上原文标题、原作者姓名以及报刊名称和期号，按主题整理成讲义《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复印后分发给包括H在内的数名研究生作为参考资料。H毕业后到某学院任教，在教学中，他多次引用该讲义的材料作案例评析，颇受学生欢迎。2001年，H辞职后创办了一家兼营书刊零售业务的文化公司。他把原来格式五花八门的《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输入计算机，整理成格式整齐划一、署名“G、H合编”的书稿，并于2002年1月到K出版社联系出版。G对此并不知晓。K出版社一名编辑审读书稿后，建议接受出版。社长即批准将该选题补充列入当年出版计划。签订出版合同时，H提议：在出版合同签订之日起的3个月内，K出版社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完成编辑加工整理、发稿审核、校样处理等所有工作后，把符合出版要求的计算机排版文件和委托印刷图书所需的证明文件交给H；印刷装订事宜由H负责具体安排并承担相应费用；成品图书也由H到印刷厂提货，除交给K出版社50册样书外，其余均由H所办文化公司包销；K出版社不必支付稿酬，并且该书的编录费用、管理费等共10万元由H分两次支付给K出版社。K出版社同意H的提议，签订了出版合同。此后，双方均按约定履行了合同。2004年6月，K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企业成功管理三十例》在H所办文化公司开始批发、零售。但是，该书在市场上销售尚不到半年，K出版社、H和G以及该书所收案例的原作者们（下简称“原作者”）却都成了一件著作权诉讼案的当事人而对簿公堂。

编辑出版16开本月刊《新潮》的甲期刊社位于S市，并经出版行政部门批准在T市设立了记者站。自2004年1月起，该社为加大广告吸纳力度以提高赢利水平，在保持《新潮》原有刊期、篇幅、开本不变的同时，每逢单月出版一份单独定价的“刊中刊”，随当期《新潮》一起公开发行。“刊中刊”除设一个“本刊专访”栏目外，其余的内容基本上为商业广告和趣味小故事等，封面式样与当期《新潮》基本相同，但在刊名旁边醒目地标有“刊中刊”三字，且开本改为大32开，篇幅为一个印张。同年2月，甲期刊社又决定在《新潮》中开设“精英园地”“热线链接”两个栏目。随后，甲期刊社通过招标与丙广告公司和丁广告公司建立了协作经营关系。按《协作经营合同》的约定，这两家广告公司各向甲期刊社支付若干万元的定金后，其联系开发的广告在《新潮》上登载时，可按甲期刊社公布的广告价格标准的60%支付广告费；甲期刊社把“本刊专访”定为丙公司和丁公司的专用栏目，还向该两家公司的业务员提供有效期为一年的甲期刊社临时工作证，以方便业务员们用甲期刊社工作人员的名义去一些企业单位进行采访和开发广告，并在“本刊专访”栏目中编发相应的新闻报道，宣传、介绍这些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特色。此外，甲期刊社还决定由设在S市的编辑部负责“精英园地”栏目的采访任务，而将“热线链接”栏目的采编任务交给驻T市记者站负责。于是，该记者站经常根据公众对一些商品的反映，与相应的成产企业联系并收取广告费后，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撰文介绍这些商品的特点，在“热线链接”栏目中刊出。
2004年5月，甲期刊社因严重违规行为而受到该省新闻出版局处罚。